董維鍵（1892年一1942年），字潤因，筆名之學，桃源縣盤塘橋人。家世業農，自祖父以來，皆自耕而食。到他父親時代，家道漸漸豐裕。其父因感于巨室欺凌，遂令就學，意欲于縉紳之列，以與所謂巨室相頜頑。維鍵卻立志救國，發憤讀書。常德中學畢業后，維鍵抱工業救國思想考入湖南省立高等工業大學（今湖南大學前身）。1912年，公費留學美國，此時他認為僅僅學會一種工業技術還是不能救國，必須要從整個國民經濟上去求得改良才能救國，轉而改學經濟。7年苦讀，以優異成績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學位，于1920年學成回國。他先后在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武昌高等商科學校和湖南省立高等工業學校任教授。

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董維鍵的思想再次發生變化，向其好友剪伯贊說：“空談經濟改良，不足以救國；要救國，必須革命。”旋即加入中國國民黨，任長沙市黨部執行委員。1926年7月，北伐軍攻占長沙，中國國民黨活動公開董維鍵被選為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還受聘為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被任為湖南省教育廳廳長。在此期間，頻頻接觸毛澤東、董必武、徐特立、郭亮、謝覺哉、柳直荀等，從而奠定共產主義信仰。是年冬，董維鍵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身份視察指導常德農民運動，發現桃源縣政府即將處決十多名因鎮壓一名作惡多端的保長的農協會員，立即函告桃源縣縣長予以制止：保長作惡多端，死有余辜；農協會員行為無罪，全部釋放。同年冬，長期把持湖南郵政大權的郵務長法國人饒略破壞郵政暢通，危及北伐進軍，董維鍵與謝覺哉、柳直荀等組成“收回中華郵政委員會”，并通告湖南省各縣舉行示威游行，開展抵制法貨運動。饒略被迫于次年1月離開長沙，3月武漢政府明令解除饒略職務，結束了外國人把持湖南郵政的歷史。“馬日事變” 后，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青年慘遭殺害，董維鍵對其同鄉好友及同事張惟一說：“幾年來我和共產黨人一起共事，深感正直救國救民的還是共產黨。要革命，只有跟共產黨走。”于是，董、張二人潛赴武漢，在白色恐怖嚴重的1927年8月，由郭亮介紹同時加入共產黨。翌年初，董維鍵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從事國際宣傳和情報工作，并以經濟學家的公開身份，團結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向國民黨反動派開展合法斗爭。1930年2月，董維鍵與魯迅、胡愈之、潘漢年、郁達夫、田漢等人組成由中共中央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文化團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董維鍵以其淵博的知識著、譯進步書稿，進行革命宣傳。“九一八”事變后，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惡陰謀，譴責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國際聯盟出賣中國主權的可恥行徑。

中共中央由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后，董維鍵奉命留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1935年7月，該機關再次遭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大部分負責人被捕，董在通知一同志轉移時也被捕，關押南京監獄，受盡苦刑而堅貞不屈。剪伯贊聞悉后，曾想通過當時試圖與中共取得聯系進行談判“共同抗日”的陳立夫做工作放人，陳立夫一面表示，這個人物太大，不能輕易放人。一面派人向董提出，先將其新著《惟生論》一稿譯成英文，以后可以放人。董維鍵明確拒絕。剪伯贊又請覃振設法營救。197年3月，董獲釋出獄。兩年的監獄生活被折磨得形銷骨立，渾身是病。出獄后，赴上海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專門委員，兼第三廳第七處二科科長，負責國際宣傳和國際情報工作。一年后，董維鍵隨政治部西赴重慶，任戰地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1940 年初，奉命赴湘視察政治工作，曾經一次翻車，八次被劫，身體受了很大損傷。同年，應太平洋學會之激赴香港，擔任國際問題的研究，旋又應廣西大學之聘回桂林講學。不久以舊病轉劇，赴香港醫治。1942年3月12日，董剛經過醫治手術，不幸碰上日本侵略軍攻陷香港，醫護人員倉皇逃離，致使董維鍵陷入于無人護理和照料困境，心情萬分悲憤，病情急劇惡化，次日含憤而逝。

遲至當年5月1日前后，重慶始得悉“愛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戰士董維鍵博士在香港以病與世長辭了”的確切消息。其“總角密友”剪伯贊悲痛欲絕，改客廳為靈堂，家祭亡靈。幾天后，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其駐地重慶銅元門天官府為董維鍵舉行追悼會。14日，重慶《新華日報》出《追悼董維鍵同志特刊》，發表剪伯贊《我所知道的董維鍵博士》和郭沫若的《懷董博士維鍵兄》等紀念文章。

董維鍵的主要著作有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國民權運動史》、上海昆侖書店出版的《世界農業史》，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與傅勤家合譯的（英）C·A·柏爾著《西藏志》等。